这两天，“海师故事群”很热闹，这主要源于一份正在校对中的“1906年起，海门师范校友录……”。我也很关注，首先看看自己的班级在什么位置，名字有没有错。班上的同学的笑脸和往事随着名单的呈现在脑海中浮想联翩。但我最关注的却是另一个名字，李济生，我的父亲。

父亲是我们当地有名的小学老师，后来成了校长。从我记事起，父亲就自豪地和我说，他在海门师范读过书。我家离海门镇很近，大约4公里。每次父亲带我去海门镇上买菜或卖菜，都要经过海门师范的大门，然后到达东洲菜场或宏伟菜场，父亲对我指指里边的教学楼，充满了自豪。稍大一点后，我才知道，他们那届中师生不知何故似乎中途停办了，父亲没有毕业证书。

父亲去世得早，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那年他56岁。根据时间推算，我在校友通讯录中从五十年代末往后搜寻，终于在1960级普师（4）班找到了他的名字。他比我整整早进校23年。

父亲具备一个小学教师的几乎所有优秀品质，这应该离不开海师精神的培育。他爱学生，爱学校，常常无偿为周边的孩子们补课，那时没有任何补课费，多的是一声声亲切的呼唤。他几乎什么课都教，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他踩着脚踏风琴教学生唱歌，声音不好听，但音准节奏很好，他居然还会吹口琴，这大概是海门师范的传统特色项目，以至于我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吹口琴的高手。我从记事起就坐在父亲二十八杠大自行车前面的横档上，跟随他上学，放学。路上的时间是口算的黄金时刻，从简单的加减乘除，到行程类数学题，如：甲步行每小时走5公里，乙骑自行车每小时骑行10公里，甲先走了半小时，乙何时能追上等等。到了学校，父亲上课，我就在小黑板上画画，或抱个皮球在操场上玩耍。这可能是父亲师范教育在自己儿子身上的最好实践。

实践证明，父亲的教育方法是科学有效的。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是当时全公社有名的学霸，关键还不是埋头苦读书的那种，而是喜欢打球、唱歌，有时还打打架。初中时，任课老师、学校领导甚至公社书记都认识我，也喜欢我。到了中考时，需要填志愿，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你就报考海门师范，离家近，毕业后分到我的学校教书”。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对此没有感性认识，一切听从安排，顺其自然。但这个消息被校领导和公社书记听到了，他们一起做父亲的工作，动员我报考海门中学，说以后可以上重点大学甚至清华北大。他们知道我家经济条件不好，表示愿意赞助我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学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很固执，很坚决，他婉言谢绝了领导们的好意。让我考上海门师范，甩掉农村户口，早日捧上国家饭碗是他的全部梦想。中考成绩出来了，那年我考了528.5分，据说是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海门师范普师班录取的，这个成绩高出海门中学录取分数线60多分。

海门师范的学习生活似乎和那个中考成绩关系不大，现在想来，这是一个真正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应该的模样。英语课没有了（当时小学没有开设英语课），一切与小学教育无关的课程几乎都没有了，高深的学术研究与我们关系不大。强基础、重运用，我们被为人师表、三字一话、音乐、美术、体育包围着。班主任黄学新老师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这是他带的第一个班，也是唯一的一个班，后来他调任海门县政府机关工作。他是一个温文尔雅、通情达理的谦谦君子。我们几个学生干部经常到他家改善伙食，抱着他的儿子小黄尚玩耍，听着师母严老师爽朗的笑声。

我的艺术天赋对我在海师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当时的美术老师沈鼎尧教我们素描和美术字，我良好的临摹能力让沈老师产生了要我转入美术班的冲动，可惜83年没有美术班，84年才开始恢复招生（不知记忆是否准确）。留级的事是万万不可能做的。我留在了普师班，但美术基本功训练给我后来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无论在海师学习时担任“苗苗文学社”的美编，还是大学学习时到从事宣传工作时出黑板报、墙报，书写横幅标语，一直到我在高校艺术学院为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平面设计课，以及设计高校的视觉识别系统，我都得心应手。

对我帮助最大的莫过于音乐了。海门师范的音乐教育是富有特色而且卓有成效的。乐理视唱、口琴与脚踏风琴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此外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还可以选修其他乐器。龚品兰老师和丁威老师教我们声乐课，当时演唱《二月里来》时，丁老师说我光用嗓子喊，没有科学发声，不是唱歌的料，当然我有自知之明，个子太矮，看来只能学器乐。刘国基老师的笛子吹得好，引来一大群学生崇拜，我们班的胡品俞，隔壁班的王洪钟、彭燕飞都是学得小有成就的佼佼者，王洪钟还因此获得了保送上大学的机会。我也心血来潮，学了三个月，结果在练习《喜洋洋》快板的双吐音时，缺少刻苦精神，打了退堂鼓。丁威老师看我乐感不错，在检查我的风琴作业时，他总说我眉毛胡子一把抓，练习不刻苦，不像倪隽（我班同学）那样清晰流畅，但还是给了我不错的成绩，并教我吹起了单簧管，原来学校的管弦乐队差人，于是我成了学校管弦乐队的成员。

不知谁发现我有一些表演天赋，1986年由海门师范承办的“江苏省首届中师生运动会”给了我在学校甚至全省大舞台亮相的机会。不仅仅是开幕式演出中管弦乐队的集体亮相，更难忘的是我与体育班丛武斌同学合作的一个哑剧《大力士与小帮手》，当时可以说是笑翻全场，轰动全校。以至于一年后我在大学里碰到了当年来海师参加运动会的一位泰兴师范的保送生，谈起往事仍津津乐道，不由两个人模拟合作一把，居然获得了当年高校文艺比赛小品组的第一名。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成长和成才，并给予尽可能多的拓展机会，我就有机会得到了一次参与接待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作曲家沈亚威，和著名作曲家龙飞（太湖美曲作者）的机会，聆听他们对音乐艺术的见解，还合影留念。三十年后，我进军作曲领域，居然也成为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不知这是不是一种约定。

三年的学习生涯很快结束了。海门师范培养的是又红又专、一专多能的毕业生。那时班上的同学年龄普遍在19岁左右，刚刚进入成人期，但从他们身上已经显露出各自即将喷发的潜能。如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张超，我们喊他教授，他善于思考，常常用哲人的眼光看待问题。果然，他后来考取了南京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现在成为了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一个真正的研究员。王思涛，全班短跑最快，参加了省中师生运动会，还拿了奖，从他刻苦训练的模样可以看出他的毅力和决心。最后他用背英语字典的死功夫考取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现在成为了南京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我们班还有三位才女，她们都是苗苗文学社的骨干，写得一手好文章。个子最小的叫陈美，现在成为了受到全国表彰的上海市特级教师，另外还有两个雪梅，张雪梅（通讯录中姓名遗漏）、蔡雪梅，一个成为了一所职业院校的学报编辑，另一个成为了一所小学的校长。事实证明，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

我是同学们眼中的幸运儿。根据惯例，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青春少年将奔赴家乡各地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事实上也是这样，30多年过去了，班上的大部分同学仍然奋战在中小学教育的第一线，即将面临退休。但1986年的夏天，江苏省出台了选拔保送优秀中师生上大学的政策，我成为了学校四个首届中师保送生之一。

父亲知道我被保送上大学的消息后，并没有喜出望外。在他的计划中，我应该是去他的小学教书的。我被保送到了扬州师范学院读本科，这当时在我们这个村（那时叫大队）甚至在整个乡都是破天荒的事。并且，按照与海门师范的协议，我大学毕业后将回海门师范工作。父亲的脸上挂满了荣耀，终于同意我上了大学。

不知什么原因，四个保送生，只有我一个人被保送到了政教系，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他三人都被保送到了中文系。难怪，当时的教育学老师潘健给我的毕业纪念册留言：经过四年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那个舞台上的李向阳会是一个什么模样呢？

得益于海门师范三年的科学化培养，我很快又成为了大学校园里的一颗新星。扎实的美术基本功让我很快成为了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而良好的音乐素养又让我成为了学校大学生艺术团的团长。无论是墙报、海报，还是乐队排练、话剧编排、文艺演出，我既是主要参与者，又是很好的带头人。海门师范实际上是大学生活的初级班，大学校园成为我们这群中师保送生充分展示才华的舞台。

大学临毕业时，时任扬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的盛浩良找我谈话，他说：学校团委已经五年没有留人了，你要好好干！组织决定，让我我留校工作。父亲得知后，默默无语，知道反对也没用，郁闷了很长时间。

我目前担任扬州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扬州大学和已经合并的海门师范一样都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音乐学院最近正紧张筹备“音乐学”专业认证工作，怎样培养一个好老师是专业认证的首要问题，一个崭新的“三字一话”实训室正在建设。忙碌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们的海门师范。

作者简介：李向阳，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海门师范普师83（2）班学生，1986年保送至扬州师范学院政教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任扬州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