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姚古渔，曾任泰兴县黄桥中学、泰兴中学、如皋师范校长，如今，他已离开我们32年，每当想起他老人家，心情总是不能平静，脑海里他的形象仍旧清晰、慈祥，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外公1900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1919年考入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毕业后在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泰兴城中小学教书共12年，后任城中小学校长2年，1936年在泰兴中学教书4年。1941年经刘伯厚先生介绍，外公到泰兴乡村师范学校工作，任副校长，这是一所新四军东进以后由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学校，外公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初，外公转至宝应，任苏中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乡师部主任。1945年，调至泰兴黄桥中学任校长，兼任苏中专署教育处编审室编审员工作。1946年经泰兴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委以重任恢复泰兴中学办学，任泰兴中学校长。1949年8月，从泰兴中学调至如皋师范学校任校长，直到1972年离休。在如师工作的24年间，外公先后历任如皋师范校长、如皋师范党组书记、如皋县委第二届和第三届常委委员、第一次县党代会代表、南通地区教育学会名誉主席、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字简化专家。1960年随国家教育代表团赴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参观考察。1991年3月离世，享年92岁。

 20世纪初，积贫积弱的中国危机四伏，一代爱国志士、青年才俊热血澎湃，积极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希望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教育，向强求富挽救国运的教育救国思潮应运而起。在这样大环境下，1919年外公毅然报考了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开始觉醒，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深恶痛绝，民族意识感增强。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乡村教育之路，扎根平民教育，在无锡、泰兴两地的中、小学教书任职18年。1941年到泰兴乡村师范学校工作，参加革命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泰兴乡村师范学校是1941年由泰兴县政府主办，它实际上是抗日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学校，以师范学校为名义创办，其真正的办学任务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党、政、军方面的人才，因此招生条件非常严格，刘伯厚任校长，外公任副校长。当时学校的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他们思想积极，主张革命理想。毕业后大多数学生从事党的工作或进入部队，在重要职位上为党和国家工作，部分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学校除常规的文化课教学以外，还开展抗日爱国、反伪斗争宣传，发展进步师生入党，成立青年解放团，与展开救亡活动。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外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动接近共产党，积极为党工作，并且看了很多进步书籍，这一切为外公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外公还动员我两个舅舅报考泰兴乡村师范，感知新文化新思想，接受新人生观教育，两个舅舅后来也成为学校思想进步的学生骨干，参加各种抗日反伪活动，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另外，外公当时有一位学生叫肖九成，也是我大舅在泰兴乡师的同学，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党政机关工作，1959年10月-1963年11月任泰兴县委第二届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曾担任南通市委副书记，70年代末任南京市委副书记。

1941年，随着汪伪政府发动的“清乡”运动以及日伪军的不断骚扰，国统区对学校和师生的思想控制和政治迫害变本加厉，学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办学十分困难。为避免敌人袭击，学校采取游击办学方式，往往膝盖为桌，背包作凳，席地而坐，随时转移。1944年初，苏中军区三分区决定让泰兴乡村师范北撤至苏中专署所在地宝应。外公和全体师生职工，大约四五百人在军区部队的护送下，穿过敌人封锁线，顺利到达宝应。学校迁至宝应后，与三分区其他几个北撤的学校合并，成立三分区联合师范。当时苏中分四个分区，泰兴县、如皋县、泰州县、靖江等属于第三分区，因此组建的学校称为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简称三联师范，刘伯厚任校长，外公任乡师部主任。刘伯厚在1946年的一次北撤至阜宁途中，遭敌机轰炸，献出生命。

1944年前，由于外公带领我两个舅舅在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参加反伪反日宣传，而且外公家也逐渐成为当时周边地下党开会、传递情报，以及掩护党组织人员撤离的一个秘密地点。1944年9月，在反伪化斗争中，遭当地汉奸出卖，外婆不幸被抓，被日伪军绑在院子的树上吊打，要她交出外公和两个舅舅的下落，外婆至死不说，最后被用刺刀刺死，惨烈悲壮，那年她43岁。外婆是她娘家唯一的女儿，她的母亲为此哭瞎了眼睛，并把自己百年后的棺材给外婆用，这是何等地悲伤和心痛啊！在我的记忆中，只要一提及此事，我母亲就会掩面痛哭，精神崩溃，甚至晕倒，因为我母亲亲眼目睹了外婆的遇难。如今，每每说起外婆，我舅舅、我姨娘也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天崩地裂的劫难犹如五雷轰顶，外公心如刀割，悲痛欲绝，肝肠寸断。1944年家庭遭受的不幸更是让外公坚定了革命意志，坚定了教育救国信念。处理完后事的外公强忍悲伤，怀揣国仇家恨，再次踏上征途，从此唤醒良知，启迪民智的教育救国信念更为坚定而决绝，一路前行，为国家培育热血青年、栋梁人才。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同年年底，外公被派往泰兴黄桥中学任校长，兼任苏中专署教育处编审室编审员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黄桥中学校园遍地狼藉，墙垣倾塌，满目苍夷，齐胸深的战时壕沟把校园围了一圈，校园一角还龟伏着日本鬼子修建的三个碉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公走进了黄桥中学，开始了艰难的履职。当时黄桥中学有不少教师是共产党，外公日记中提到过吴荣成和姚琮两人，姚琮和吴荣成的公开身份分别是教师和学校教务主任，但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中共地下党，先后担任黄桥中学支部书记，负责组织发展工作。吴荣成还曾担任过陈毅的机要秘书，建国后担任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1947年，蒋介石部队全面进攻苏中地区，黄桥中学处境危急，外公随苏中三分区部队北撤至大丰县一带，任苏中专署教育处编审室编审员。

1945-1946年间，苏中地区的斗争异常残酷，泰兴中学因此被迫解散，与其一道解散的还有如皋、泰兴、泰州、靖江四县根据地的其他全部学校。1948年7月，外公由组织派回南线，进行泰兴中学恢复办学的前期准备。1948年底泰兴全城解放，外公被苏中专署委派随军入城，接管泰兴县五所学校，并将接管的五所学校合并到泰兴中学，外公任泰兴中学校长，他是1948年泰兴解决后的第一任校长。

我大舅、二舅也投入了革命。1944年底我大舅调任兴化县公安局派出所所长，保一方百姓平安，1948年在一次剿匪战斗中，冲锋在前，身负重伤，腰部多处被子弹打伤，倒在农田里不能动弹，幸好被当地一位好心人发现背回家中。由于伤势过重，我大舅被送到中央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治疗两年，没有好转，后又转到鼓楼医院治疗，由于当时缺医少药，病情更为严重了，治疗几乎无望，之后在绝望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入南京郊区的一个小医院，那时我大舅的肚皮上已隆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脓包，命在旦夕，在没有任何救治办法的情况下，外公只得把我大舅带回泰兴老家，让他躺在石膏板床上。当时外公准备变卖家产，尽其所能救治大舅。幸运的是，大约在1950年，通过组织关系，外公买到几十支链霉素，这才让我大舅的病情得以好转。

1945年7月，我二舅前往苏中第三军分区军事干校学习，结业后进入华中军区司令部四纵队，当时16岁。1946年华中军区部队与山东军区部队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我二舅转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部，从事情报收集工作。二舅前后参加过大小战役几十次，其中有1946年鲁南战役、1947年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1948年淮海战役、1949年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至今，我二舅还珍藏着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多枚奖章。在战争时代，我二舅随部队南征北战，再加上二舅当时在部队从事的是情报工作，对外保密，因此与家里失去了联系。1948年外公在淮海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费尽周折才找到我二舅。提起大舅、二舅，外公满脸是自豪和骄傲，外公经常勉励他们说，好好干革命！听党话，跟党走，跟着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取得胜利！这句话外公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他一生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9年8月奉苏中专署之命，外公从泰兴中学调入如皋师范工作。当时，泰兴和如皋两地间的交通不便，没有往返汽车，外公靠着一双脚，硬是从泰兴一直步行到了如皋，开始了他长达23年的师范教育生涯。当时的如皋师范是由隶属苏中三分区的泰兴、泰州、靖江、如东、如皋五个县的师范学校合并组建而成，教师和学生全部来自这五所学校，他们的政治身份、立场观点、经济地位、人生经历各不相同，情况比较复杂。新组建的如皋师范人杂地生，百废待兴，又逢解放初期，国家困难，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作为一校之长，外公承担的办学压力、管理压力、师生的生活压力难以想象。

50年代，如皋师范创业初期所面临的首要困难是办学基础差，建校任务重、师资人员短缺，教学设施破旧。学校当时的教室都是矮小平房，墙体脱落，屋顶漏雨，窗户上的玻璃残缺不全，有的则用旧棉布或纱布固定在窗框上，作驱挡寒风之用。师生的宿舍也非常简陋，低矮潮湿，门窗漏风，有时还会遭虫鼠之患，学生是几十个人合住一个大教室，非常拥挤，那种环境是我们当下无法想象的。学校办学的基本条件得不到保障，教学就会受到影响，人心就会涣散，外公深感责任重大，唯有负重前行，才能有所成就。

外公的工作思路是，广开言路，民主治校，启用来自五所学校的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群策群力，克服一切困难，保障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教职员工除了完成正常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要轮流参加学校的工地劳动，参与教室和宿舍的建设，培养主人翁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热爱学校，珍惜劳动成果。外公积极带头，身先士卒，主动到工地参加劳动，并对参与劳动的教职员工们表示感谢和慰问。在他的感召下，大家情绪高涨，齐心合力，对工作投入热情和激情，对学校充满信心和希望。外公对这一段白手起家的艰难岁月恋恋难忘，每当回忆感慨万千，激动不已。50年代中期终于在学校北苑和东苑（也称河东）兴建了一批教室和师生宿舍，极大地改善了教学环境和师生的住宿环境。90年代后期东苑最南边拆除的五排青砖平房就是那时修建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学生公寓和教工宿舍楼。

建国初期，教材也是急需解决的困难之一，当时很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尤其正式出版的数、理、化教材更少，大部分教材由教师自编。为了印刷自编教材，教师需要在钢板上刻写几十页蜡纸甚至更多，教师都是利用晚上时间一字一字地刻写出来。刻写钢板不容易，刻错了很难修改，它也不像在纸上写字，能清楚地看到字的好坏或对错。想想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打印机，省时省力，高效快捷，真是太幸福了。外公非常感慨艰辛创业的经历，他常对我们说，50、60年代的老师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非常贫乏，然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显得极其富有，不管他们遇到什么困难，面对怎么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大家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朴素和纯真的笑容，这就是如师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精神财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50年代全国经济困难，再加上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学生的伙食成了外公的一大心事。当时读师范免交学费和伙食费，也就是说免费上学、免费吃饭，因此让学生吃饱肚子便成了当时的工作重点。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让师生吃饱三顿饭，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能力。外公的工作方针是克服困难、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50年代，外公创新性地发动食堂的师傅自己动手养猪，定期杀猪改善师生的伙食，还组织食堂师傅种菜种豆，种花生种山芋，与轮流值班的劳动班级一起，负责各种菜、豆、花生的播种和浇水，收获后全校师生共享劳动成果。外公还大胆地制定了学生参与食堂管理计划，让学生走进后厨，零距离感受食堂师傅的辛苦工作，以及伙食原料来源的实际困难，采取轮流值厨、帮厨制度，让学生感受困难时期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倍加珍惜学习时光。外公这个破解伙食困难的方法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当然后期田间的收成也自然变得更加地丰富和充足。

为了学校，再难再苦的事外公都要尽全力做好。60年代初，外公又率领一部分教师走出课堂，兴办实业，用兴办实业获得的款项保障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保证学生基本的生活和伙食质量。学校先后办起了农场、粉笔厂和造纸厂，号召学生勤工俭学，艰苦奋斗，用双手养活自己。外公经常是一身工作服，主动带头下农场、走田头，进车间，在他的工作包里总能看到校办工厂生产的粉笔和纸，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就拿出来向别人介绍，有时还专门跑关系，做推销。他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劳动者，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劳动能创造财富，劳动更能创造幸福。外公的这句话充分展示了他的为人修养和生活智慧，也体现了他对劳动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助力学校渡过困难时期，让教师安心教书、学生安于学习，让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这是外公的大智慧，这应该就是智者借力而生，慧者运力而存的真实体现。如皋师范的兴业助学，一度成为开门办学的新风洗礼和称颂佳话。

在我懂事后，外公曾给我讲过这段经历，他说，那段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师生的工作热情很高，有种纯朴的忘我劳动精神，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日子过得虽苦犹甜。外公就是这样凭着敬业的工作精神和慎思明辨的教育头脑，把学校一步一步地带出了困境。当时如师的农场和工厂办得很红火，在如皋城也小有名气，还吸引了不少人从外地赶来参观学习。时隔半个多世纪，老校长为学校日夜操劳的身影和忘我的敬业精神还让当年的学子念念不忘，感慨万千。

教学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后，全校教职员的工作干劲更足了，学生也能吃饱肚子了，身体素质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学习热情更高涨了。外公深知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教书育人、育人成才这一目标，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对学校教师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真心诚意地爱学生，竭尽全力地教学生，不要做对学生没有丝毫感情的“知识贩子”，要牢记教师的神圣职责，即便学生的文化底子薄，也要认真对待，因材施教，教人求真，教做真人，让学生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才，能为社会服务。坚守教育初心、教书育人是外公毕生的追求和信念。

为了庆祝新中国的成立，配合土改运动，让学生真正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道理，外公带领学生走出学校，通过办冬学、演节目的方式，宣传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东台的治淮工地上出现了学生兴办冬学的身影，白天参加劳动，晚上为民工扫盲，教他们识字念书，向他们宣传新中国成立的意义，实现教育为广大民众服务的目的。外公循循善诱，引导学生把热爱共产党、歌唱共产党的无限感情融入到实际行动中去，50年代，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歌剧《白毛女》在如皋人民剧场上演，演出7天，场场爆满，数万人观看，学生演员用最朴素的阶级情感传递出反压迫的精神和追求光明的坚强意志，老百姓拍手称好。《白毛女》的演出一度成为了当时如皋县城轰动一时的大事，百姓津津乐道的就是观看如师学生表演的《白毛女》。据当时的学生演员回忆，外公多次亲临排练现场，他总是不惊扰别人，悄悄地站着一角或坐在舞台一边，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去观看。排练间隙，和学生演员交谈，探讨角色理解和台词编排。演员们总喜欢围着外公，说说笑笑，外公能随口报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攀谈，彼此间非常熟悉和融洽。三年前我曾探望过当年出演《白毛女》喜儿的一位长辈肖老师，她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每当谈起姚老校长激动不已，称老校长是她一生的师长和楷模。

1955年前后，学校还组织了莲湘队和腰鼓队，一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二来活跃学生思想，营造严肃紧张、认真活泼的学校氛围。打莲湘是一种传统民俗舞蹈，莲湘是由一根约长三尺、比拇指粗的竹竿，两端镂成三个圆孔，每一孔中各串数个铜钱，涂以彩漆，两端再饰花穗彩绸制作而成。表演时用莲湘敲击头、肩、背、腰、腿等部位，发出清脆的响声，充盈着飞舞之美和欢快之悦。如师莲湘队和腰鼓队在当时的如皋及周边的县乡镇很是有名，经常会被邀请出演县城等地的一些大型活动，为群众送去丰富的精神食粮，提振群众的“精气神”。

外公身为一校之长，平易近人，待人亲和，克勤克俭，对学校教职工的感情朴实而深厚，教职工回报给外公的则是尊敬和敬佩，以及工作上的勤恳和认真。外公经常出差在外，回来晚是常事，每当这个时候，尤其是冬天，食堂的师傅总想特地为他烧点饭菜，而他都是婉言谢绝，说不麻烦了，用冷饭或锅巴烫点粥就行了。50年代，如师食堂的伙食水平普遍较低，经常是一天三餐稀饭，外公当时就餐于食堂，和师生同吃一锅饭。有一次一位食堂师傅好心地把一块猪肉放进外公的碗里，用米饭盖上后递给了外公。发现了秘密以后，外公很感动，他端着碗，走到这位师傅面前，表示了他真诚的感谢，同时又说，我虽为校长，但不要给我搞特殊，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这样我心里踏实、舒坦。事后大家都说，姚校长总是这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不摆架子，像他这样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校长真是难得啊！姚校长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

50、60年代，家庭经济困难的教职工很多，其中不少是多子女的，或家住在农村，外公总是想法为他们排忧解难，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比如农场收获的蔬菜、花生、山芋、豆子等多分一点给困难教职工，再比如，关心困难教职工的子女入学，帮助申请学费减免或补助等等，这些都是外公的工作内容。当时学校除了极少数的本地教职工不用解决住房之外，绝大部分人的住房要依赖学校解决，在那个年代，一切资源匮乏，校舍严重不足，即便如此，每次调整学校宿舍时，外公总是把稀少的资源留给教职工，把最好的住房分配给教师，为的就是让一线教师安心教学，外地教师扎根如师，而他自己永远是最后一位。外公曾经住在校北苑东长巷最南端朝北背阳的小屋里（现已拆除），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年，多少次学校要给他调整宿舍，他都把机会让给别人，他说，住这儿，我习惯了。简洁朴素的话语至今让人回味，让人深思与留恋。直到1968年，我们全家才搬到河东东苑，住进了五排青砖平房第二排最西边的两间房。外公生前多次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善良、无私、有爱的人，要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爱护他人，外公的修为和风范值得后辈永远牢记和学习。巧合的是，1984年我分配到如师工作，又再次住进了北苑东长巷最南端朝北的那间小屋，我很高兴，也很珍惜，因为它曾经是我的家，它给了我很多童年的故事和难忘的温馨，我5岁前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外公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想一想很重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更重要；对已对人想一想，多为大局想一想，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大团结。每次翻开外公的日记，都会长久凝视这些文字，陷入沉思，一次又一次被深深打动。外公为人高尚、克已奉公的形象此刻又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他向我微笑，对我教诲，仿佛我又回到了他老人家的身边，可是猛然抬头，却空幻笼罩，难以释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也被卷入漩涡，外公被打成“走资派”，成了“黑线人物”，被关进了“牛棚”，隔离审查，劳动改造，甚至被批挨斗。外公被隔离期间，家人严禁探视，我母亲总是会担心他的身体，就想方设法找些借口让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我去看望外公。记得有一次母亲让我去送一小瓶辣酱，可是到了隔离的地方，不让我进去看外公，还吓唬我说下次再来的话，就把我抓起来，结果我被吓得哇哇哭回了家。在那个混乱的岁月里，学校有不少教职工看到外公遭受不公正对待之时，愤愤不平，他们把对外公的尊敬和爱戴融入到关键时刻的关心和保护之中，让他免受了不少痛苦和屈辱。至今我还记得学校一位姓张的工友在外公被隔离审查期间为他说公道话，与造反派据理力争，我终生难忘张工友的一句话，“姚古渔是个好校长，他是好人，你们这么整他，对他不公平”。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这种善举是对外公的最大安慰，令人动容。

二十年后，到了80年代，我长大了，思想也逐渐成熟，外公也就常把他过去的事情讲给我听。回忆往事已成为外公晚年生活的一种乐趣，其中也会谈到文革这一段，可是每当说到这些，他总是淡化细节，尤其是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那一段，我觉得很奇怪，多次想追问，但又怕外公伤心难过。后来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听到了他和一位老同事的谈话，外公说：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一直处在探索中。十年文革，坎坷岁月，让我们痛定思痛，只有拨乱反正，一切向前看，不纠结于个人得失与恩怨，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把工作做好，只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才能“远怨”，我们的国家才能有希望！外公言出肺腑，他的宽容伟岸，高风亮节，让人肃然起敬。他老人家常常教育我们，一个人应该要有严于律己的勇气和宽以待人的度量，宽容是美德，是善德，要深思此言奥秘，并把它作为立身处世的重要法则加以实践。

外公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60余年，桃李天下，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工作经历，外公的教育理念始终围绕教书育人、教做真人。在他长达20多年的师范教育生涯中，培养学生做“人样儿”、育全人始终是他的工作重点。他对师范教育一生信奉的哲学是，培养学生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做“人样儿”，做榜样。他常说：师范生是未来的教师，要为人师表，做学生的表率，用通俗贴切的比喻来形容就是要做“人样儿”，因此，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要笃实、深厚、富有才华。他对广大学生语重心长地说，做一名合格的师范生不容易，要有扎实的教育素养和教学能力，要讲好普通话、练好粉笔字、钢笔字和毛笔字、写出好文章，这些技能是今后的立身之本，在师范学习阶段必须牢牢掌握，为已所用。继而他对全校师生提出了“一口普通话，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的口号，敦促学生反复练习，不懒惰、不厌倦，坚持不懈，百炼成才。对成绩不达标准的学生进行补课，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成绩仍旧不及格的，要求留级，教学管理很严谨。

令人敬佩的是，无论学校工作多么繁忙，外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学人风范，每学期都会走上讲台，亲自授业，传道解惑，以渊博学识和敬业精神感染、影响着当时的学子和教师。整个学校呈现出和谐融合、尊师重教、互敬互爱的良好氛围，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励志好学，这也印证了如皋师范的“真实”校训和“贵全”宗旨，笃实力行、求真务实。很多50、60年代的校友回忆当时的师范生活，都觉得紧张而又愉快，单纯而又充实，在专业思想和教学技能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教育，教学基本功扎实，从教信念终身不渝。那个年代的如皋师范为苏中地区输送了一批批优秀毕业生，为新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一份贡献和力量。

外公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他从不空洞说教，而是理性感化，心灵碰撞，让学生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学习与新中国建设紧密相连，深切认识到做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和自豪，并且发自内心要为这一目标发奋努力。50、60年代的师范生年龄普遍偏大，而且年龄跨度较大，他们的思想相对成熟，喜欢与外公谈心，谈论教育未来，倾诉心中的苦闷和不解。外公非常乐意与学生在一起，周末也会与学生一同观看苏联影片，外公是想通过影片中鲜活的人物和事迹，向学生展示从教的神圣与崇高，让学生憧憬理想，坚定从教信念。在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的日子里，单纯的学子们心生恐惧，迷茫煎熬，外公以仁爱之心滋润着每个学生，他深知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学生除了学知识学技能，更要思想纯朴、道德高尚，不能迷失人生方向。每年新生入学，他总要走上讲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讲如师的艰苦奋斗、讲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讲如师杰出校友的成就、讲知识与命运的关系，讲祖国教育的美好未来，激励学生端正思想，努力学习，立志奉献教育事业。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如同绵绵春雨，随风入夜，润物无声，它能激发热情、昂扬斗志，催人奋进。一批批学生迎来送往，四季更迭，但他们对老校长的感情始终没有变，他们说，一生不忘姚校长的教诲，从老校长身上看到了敬业、仁爱、睿智和坚忍。

外公在学校管理和办学方向方面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师资，他多方聘请名师，注重教师的真才实学，不计教师的文凭和出身，让很多良师云集如师；二是人文教育，他拥护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主张，坚持把语文教育当作育全人的核心，要求学生品读天下书，广闻天下事；三是校园文化，他从图书刊物、文娱社团、体育活动等方面入手，再配合琴棋书画和三字一话技能的提高，营造校园文化和师范精神，令如师学子生机勃勃；四是基础保障，加强办学基础建设和后勤保障建设，改善教学条件和师生的生活环境，让学校和谐、稳健地成长和发展。

作为一校之长，外公热爱师范教育，把它当作一生无悔的追求。他经常说，国家给了我一份信任和责任，我就不能愧对这份信任和责任，我要尽毕生之力让如师成长为师范教育领域的旗帜学校。据我母亲讲，由于外公工作上的优秀表现和出色成绩，上级拟上调他到另外一个地区负责行政管理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他表示一定要扎根基层，愿为师范教育默默奉献，甘做人梯，无怨无悔。外公言行一致、胸怀坦荡、淡泊名利，他高尚的品质令人感动，为人楷模，受人敬仰！

作为江苏教育界的杰出代表，外公于1960年随国家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赴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三个国家进行参观和考察。50、60年代，国家基础薄弱，经济落后，各行各业迫切需要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与帮助。国家宏观统筹，在全国范围内选派各个工作领域的优秀管理人员，组成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各类专门化参观团。外公被选为江苏教育界杰出校长跟随国家教育代表团对三个国家进行访问，重点考察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的办学思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对专业化师范教育进行深度考察和思考，全面系统了解苏联等国家的教育经验，为国内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出访回国后，外公认真撰写访问心得，总结学习体会，并将学习的经验运用于课堂教学和学校建设，同时向有关部门提交加强国内基础教育的书面建议。外公还多次被邀请到中学、小学和师范学校做报告，结合国外教育经验，提出基础教育的发展想法和改进思路，外公为提高中小学教育及师范教育的整体水平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外公不仅是儒雅学者、教育名家，还是一位汉字简化专家，1955年起兼任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4年12月，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文字改革机构。建国初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执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外公作为第一批汉字简化专家赴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大家、学者权威、大中专院校的语文教育专家一起，对繁体字的简化工作进行讨论和研究，制定繁体字简化方案。当时吴玉章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成员中有季羡林、吕叔湘、叶圣陶、胡乔木、林汉达等名人大家，可谓群贤毕至，精英荟萃。 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发表《汉字简化方案》，全国开始启用简化汉字。

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是，现在大家所用的“尘”、“丛”这两个简化字就出自外公的提议，并且提议被文字改革委员会采纳。原来的繁体字“塵”是表示鹿群行走后扬起尘土的意思，生活中常用来指小小的泥土或土灰，外公提议将“塵”简化为“尘”。繁体字“叢”的意思是聚集，常指许多人或事物聚凑在一起，他建议将“叢”简化“丛”，“丛”看上去生动逼真，仿佛很多人聚挤在一起的样子。“尘”和“丛”是两个会意字，分别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根据各自的含义合体而成的一个新意义汉字，这种造字法叫会意法。外公用会意法创新出来的这两个词形象直观，表意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反映事物的内在关系，容易产生由表及里的联想，且笔划少，易于记忆和书写。外公的简字创意出神入化，独特奇妙，不愧为汉字简化专家。

外公一生朴素，生活习惯极其简单，在我的记忆中，他对自己的生活无所苛求，喜欢穿家乡的老布内衣和自家做的千层底布鞋，餐桌上的三餐通常是粗茶淡饭，喜欢吃家乡的大麦糁儿粥和大麦粯子饭，也偏爱荞麦摊饼和面粉疙瘩汤，直到晚年也是如此。外公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80多岁时，身体还很好，每天早晨起床后在院子里小跑步半小时，再打一套太极拳，上午看书读报做笔记，下午午睡后写写毛笔字，晚上饭后百步走，再来一套太极拳。外公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对我们晚辈从无疾言厉色，态度温和，总是以亲切的语气和我们说话，生气的时候也就是声音高一点点而已，在我记忆中他从来没发过脾气，宽宏大量，胸怀若谷。我最喜欢在晚饭后陪外公散步，外公的步伐不大，也不快，但很稳健，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搀扶着他，做他的拐杖和扶手，和外公边散步边聊天，很开心。我听他说说他的故事、他的过去，他听我讲讲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每当我谈起如师，外公都很兴奋，听得也很专注，还不时提问，脸上的笑容总是那么褒奖，那么欣慰！

86岁高龄那年，他欣然回到学校，为如皋师范全校师生做“趋势目标奋发”主题报告，对学生加强专业思想教育，尤其对什么是合格的师范生，什么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合格教师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与师生共同探讨师范教育的前途和如师的远景。外公说，师范教育就是育人的教育，就是培养“人样儿”，培养德性，品行端正、业务精湛，倾情爱生，这就是未来的合格教师，语言朴素且透彻，道理简明且深刻。外公晚年依然情系师范教育，心系如皋师范，如师的一进五堂，如师的朗朗书声，如师的贵全真实、如师的教育思想、如师的辉煌未来，一切的一切让外公念念不忘，常记在心，不知多少次他念到学校的老同事，更不知多少次他念到如皋师范，念到如师的发展与壮大。外公与如皋师范早已融为一体，息息相关。

1972年外公离休后，我们第二年就搬出了如皋师范。在刚搬出来的几年里，外公有些不适应，总是感到不习惯，见不到老同事了，看不到学生了，也听不到学校的铃声了，他虽然不说，但我心里明白。每当有老朋友、老同事或老校友来到家里，外公都非常高兴，叙同志情，谈师生情，有着说不完的话，轻松愉快。逢年过节时，如师工会都要准备一些春节礼品慰问离、退休老同志，而且学校领导也时常来看望，郭进荣书记和顾敦沂校长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位领导平易近人，师长风范，学术造诣深厚，在全校教职工中威望极高。郭书记、顾校长每次来家看望外公，都要询问外公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等情况，和外公聊聊如师的人和事，回首如师走过的时光，欢声笑语中透着感动和温暖。学校的一些老职工也时常走动，拉拉家常，说说心里话，看望时间或长或短，有时连一口水都不喝就走了，他们说，来看看老校长就好，和他说说话，逗他笑一笑，让他开开心就达到目的了。质朴真诚的话语让人难忘。89岁后，外公的身体状况就不如以前了，时常住院，而且一住就是很长时间，郭进荣书记不辞辛劳，经常到医院探望，询问病情，关心备至，令人深深感动。这些纵然久远亦不能淡忘的点点往事和份份情义都会在心中慢慢堆积，积淀成为最美最深的记忆，越久浓香，回味甘甜。

外公把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德高望重，桃李天下，儒雅仁爱，宁静淡泊，严肃认真，垂范后世。1924年师范毕业，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开启教育之旅程；30年代坚持平民教育，思想进步，民族意识强烈；4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坚定了教育救国信念，为党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公调至如皋师范，任校长，正值壮年，浓而芳冽，大展宏图；50年代，顶着如师一片天，与如师全体教职员工艰苦创业，追求教育理想，见证学校的成长和发展。60年代，前5年率领学校经历稳定上升期，后5年，面临动荡年代，在理想与现实中风雨兼程，不忘初心。1972年离休，依旧用心静守着如师的美好与辉煌，寄于深切的情感与希望。如今，如皋师范将迎来120年华诞，如果外公还健在，他老人家该有多高兴啊！

我沿着外公教书育人、教人求真的教育之路，在教育战线上也耕耘了近四十年，回望我当年的师范求学之路，一切都源于对外公毕生从教的敬佩和传承，源于对教育力量的感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要笃实、深厚、富有才华”，我一定牢记外公的教诲，让自己的教育之路走得更坚实、更有力。

外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形象却愈发清晰、鲜明而难忘，仿佛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犹言在耳。敬爱的校长、亲爱的外公，我为您老人家奉上一炷心香，永远怀念您！想念您！

2022年4月19日写于南京

作者简介：王若梅，曾任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英语教师。现任职于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二级学院党支部书记。